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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审判第一期

时间:2017年08月21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字体:

    

 

 

1. 旷秋华被控合同诈骗罪案·························1

2. 谢荔与张腾龙、蒋峰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案········5

3. 泸定县家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孟康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11

4. 左兴平被控强奸罪案····························16

 

 

 

 

 

 

 

 

旷秋华被控合同诈骗罪案

 

【裁判要旨】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二者在客观表现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极易混淆。在司法实践中,应根据案件基本事实,从主观目的、动机以及客观方面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厘清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从而正确适用法律。

【基本案情】

被告人旷秋华从钟勇处转包葛洲坝两河口项目部三汇桥工程期间,于2013年5月10日与被害人李英华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李英华随后按照合同向其交付了价值人民币47万元(欠条上载明的金额)的钢材。被告人旷秋华受钟勇委托,于2013年8月7日与葛洲坝两河口项目部结算完工程款后,因亏损不能支付被害人李英华货款,遂离开两河口施工区。2013年10月,被害人李英华找到被告人旷秋华时,打了一张欠条,承认欠被害人李英华货款47万元,并承诺分期还款,逾期未还支付赔偿费8万元。2014年2月,被害人李英华再次找被告人旷秋华时,因旷秋华无钱给付,遂躲避被害人李英华未与其见面。被害人李英华先后两次寻找被告人旷秋华给付货款未果后,遂于2014年5月10日报案至甘孜州公安局水电两河口分局,同日该局立案侦查。2014年6月10日,被告人旷秋华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沙泉乡归案。经鉴定,钢材购销合同上所盖的“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单位印章属伪造,合同上的签字笔迹与被告人旷秋华本人签名笔迹是同一人所写。

【裁判结果】

雅江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旷秋华犯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雅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旷秋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对被告人提出的自己和李英华没有签订正式合同,而且是朋友关系,没有诈骗动机的辩解,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对被告人提出的自己不是被公安机关抓获,而是主动去公安机关应是自首的辩解,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据此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旷秋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47万元责令被告人退赔。

判决后,被告人旷秋华不服,向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依据在案的公章系伪造和原审被告人旷秋华有欠债的行为,认定旷秋华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忽视了对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本案中旷秋华并没有采取刑法所规定的欺骗手段骗取对方财物,而是将所购钢材用于工程项目中,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和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原判认定被告人旷秋华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案件评析】

本案涉及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罪与非罪的问题,也是一、二审法院的分歧所在。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性质不同,但二者在客观表现上却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发生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定与处理一直就是颇为棘手的问题。各司法机关对相似的情况在处理上方式不同,结果有时大相径庭甚至形成“司法瓶颈”。结合本案应从以下两方面区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纠纷:一是在主观上目的与动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对区分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纠纷的主观目的可以概括为骗和赚的问题前者的目的是骗后者则以多赚为目的。本案被告人旷秋华从钟勇处转包葛洲坝两河口项目部三汇桥工程,为履行工程承包合同与李英华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所购钢材用于葛洲坝两河口项目部三汇桥工程,欠付钢材款47万元,待工程结算后给付,后因工程亏损的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所欠债务无法偿还,被告人旷秋华是以履行合同赚钱为目的,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二是在客观方面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本案一审法院根据钢材购销合同上所盖的“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单位印章属伪造,认定被告人旷秋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一审法院未查明“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单位印章系被告人旷秋华伪造以及其在使用时是否清楚该事实就以此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被告人旷秋华在签约时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履约能力,后因管理不善,造成亏损使其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只能定性为合同纠纷。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旷秋华主、客观方面不符合合同诈骗的要件。从主观方面上看,被告人旷秋华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其对取得的财物全部用于工程经营活动,未履行合同的原因是因为客观上发生了难以预料的情况,违约后其向被害人打欠条,承诺还款及承担违约责任。从客观方面上看,被告人旷秋华没有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自始至终其与被害人之间属于合同纠纷,公诉机关把合同纠纷作为公诉案件起诉以及一审法院予以判决,是错误的。

鉴于一审判决存在的诸多问题,本可以直接改判无罪,但出于对多种因素的考虑,经与检察机关沟通,将本案发回重审,雅江县人民检察院撤诉,予以结案。

本地区曾有另一类案件,当事人向众多老乡以远远高于市场价格赊购虫草,低价卖出,所得款项用于支付少量的虫草款后不知所踪,当事人虽认账,但根本无法履行合同,损失不可挽回,这类案件才应认定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但又有按合同纠纷处理的。尽管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根据案件基本事实,厘清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正确适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惩治犯罪。

(案例撰写人:彭康琼、邵苓  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

 

 

 

谢荔与张腾龙、蒋峰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案

 

【裁判要旨】

夫妻双方是独立的诉讼主体。夫妻双方同为一方诉讼当事人或只有一方参与诉讼但诉争利益可能牵涉另一方的民事纠纷中,夫妻一方在没有授权委托的情况下代签诉讼文书可能侵害对方的诉讼权益。当事人以此为由申请再审,基于程序正义启动再审给予其有效的诉权保障,有利于庭审形成实质抗辩,对诉争利益进行公正裁决。

【基本案情】

    2016110,蒋峰向张腾龙借款10万元并出具借条,同日张腾龙通过其妻程某的建行账户向蒋峰转账支付了该笔借款。在约定的还款期内,蒋峰仅向张腾龙支付了9000元利息,张腾龙催要无果,遂将蒋峰及蒋峰的妻子谢荔诉至法院,请求偿还本金及利息。

    一审中,被告蒋峰代谢荔签收了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并在送达回证上载明与谢荔系夫妻关系。一审开庭时蒋峰、谢荔均未到庭,法院缺席判决蒋峰、谢荔共同偿还张腾龙借款及利息。后,蒋峰到法院领取了判决书,一审法院向谢荔住所地邮寄送达了判决书。

谢荔申请再审称:其与蒋峰虽为夫妻,但分居近两年,谢荔一直生活工作在达州市,也不认识张腾龙,对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大额借贷不知情。谢荔从未收到过一审法院送达的起诉状、传票等文书,直到收到法院邮寄送达的判决书才知道此事,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剥夺了谢荔的诉讼权利,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查认为谢荔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规定,裁定本案进入再审。

【案件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送达程序是否合法,即本案中同为被告的夫妻一方代另一方领取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文书是否有效。对此,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法院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夫妻双方基于其特殊身份关系,当然推定其中一方有权代另一方签收诉讼文书。第二种意见认为,法律未明确规定“夫妻代理”。夫妻双方是独立的诉讼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独立的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作出处分的权利,因此一方非因另一方的授权委托不能代其为诉讼行为。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尤其是在处理夫妻双方同为一方诉讼当事人或只有一方参与诉讼但诉争利益可能牵涉另一方的案件时,法院应在各诉讼环节中更为审慎,明确是否有对方真实的授权委托表示,以实现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全面、有效地查清事实,妥善解决诉讼纠纷的目的。具体论证如下:

一、司法困惑:夫妻一方代签法律文书的效力问题

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实施民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来源于民事代理制度。诉讼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实施诉讼行为,代理权的发生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委托。

现有的学术理论成果都多从实体意义上将“夫妻代理”界定为日常家事代理,即“夫妻对共同共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条文的具体反映。而鲜有程序意义上的有关夫妻双方在处理一般诉讼程序事项上是否可互为代理的研讨。

而关于“夫妻代理”的法律基础问题。现行法律规定,基于身份关系取得代理资格代为诉讼的,仅有《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法定代理情形,即“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夫妻诉讼代理的条件,《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以当事人近亲属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

由此可见,法律并无规定夫妻间因身份关系当然取得互为代理的资格,而是需基于委托建立诉讼代理关系,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同时,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因此,本案中蒋峰在不具有谢荔授权委托的情况下,不能基于夫妻身份而代行诉讼事务。

二、保障诉权:基于个案平衡的多重考量

(一)避免再审申请人权利救济的阻却

 

    原告:           张腾龙(债权人)

甘孜审判第一期 甘孜审判第一期


甘孜审判第一期甘孜审判第一期    被告:(债务人)蒋峰        谢荔(共同债务人?)

(夫妻间具有诉争利益)

 

如图, 从本案一审诉讼结构探析可知:蒋峰和谢荔虽为共同被告,但基于谢荔的再审申请主张应认定夫妻间存在诉争利益(共同债务的认定),会产生新的对立冲突的法律关系。此种情况下,由其中一方代另一方签收诉状副本、传票等诉讼文书即使双方有授权委托协议也与民事诉讼代理目的相悖,会侵害或可能侵害另一方的利益。

同时,在现今“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庭审模式下,举证责任制度设计和辩论式诉讼色彩侧面反映出当事人对整个诉讼活动的充分参与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诉讼结果。就本案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虽然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强调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即“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就本案而言,蒋峰代谢荔签收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传票等诉讼文书,且并未将该事项通知谢荔。一审开庭时蒋峰、谢荔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并不利于庭审查明事实,客观上对谢荔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慎用缺席判决,充分发挥庭审在查明案件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等方面的功能,应成为法官今后审理此类案件需要把握的重点之一。

    (二)重申程序正义作为再审事由的独立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明确夫妻连带清偿责任,对债权人的利益给予充分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产生了“不知情”的另一方连带清偿不能承受之重。例如,不少债务人与债权人串谋利用夫妻的特殊身份“阻碍”另一方参加诉讼,企图将个人债务负担转嫁给“不知情”的另一方清偿。与24条补充规定同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应保障未具名举债夫妻一方的诉讼权利,即“在审理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案件中,原则上应当传唤夫妻双方本人和案件其他当事人本人到庭……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从司法经济效益原则来看,尽管此类案件进入再审后最终裁判结果可能不会改变,且实践中不排除有夫妻串谋借再审诉讼拖延债务履行的情况,但实体正义应是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程序正义作为再审事由的独立价值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应有之义。综上,本案应启动再审。

(案例撰写人:徐珑溧  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

 

泸定县家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孟康红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束业主,业主具有根据合同约定要求物业公司全面履行服务的权利,但不能以未享受物业服务作为拒交管理费的抗辩事由。

【基本案情】

2011年,泸定县长堤湾畔小区建设单位四川省威龙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龙公司)与原告泸定县家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以下简称《委托合同》),威龙公司委托原告为长堤湾畔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委托期限为2011125日至20131230日;住宅房屋的物业管理费为1.2元/月/平方米,非住宅房屋(商铺)的物业管理费为1.5元/月/平方米;业主逾期交纳物业管理费,按照每天应交管理费的2%交滞纳金。原告接受委托后,开始为长堤湾畔小区提供保安、保洁及设备维护等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因该小区未成立业主大会,原告继续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至2015531日,该小区业主并未要求其撤离,且部分业主自觉缴纳了物业管理费。

2015525,原告发出撤离公告,并于61日撤出该小区。被告孟康红系长堤湾畔小区业主,其在该小区的商铺(面积为478.31平方米)与住宅(面积为817.8平方米)均自201212月起至2015531日未交物业管理费。另有310.1平方米的住宅自201212月到20136月未交物业管理费。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缴纳拖欠的物业管理费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滞纳金。被告认为其除乘坐电梯外,未享受原告提供的其他任何物业服务,并且原、被告之间并无服务合同关系。另表示因原告的服务不到位,给被告造成经济损失应在物业管理费中抵扣。

【裁判结果】

泸定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长堤湾畔小区的建设单位威龙公司,依法与有合法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即本案原告家兴物业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该有效的《委托合同》对未签订合同的业主是否具有约束力,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业主虽非合同当事人,但该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因此,被告系长堤湾畔小区业主,应受该合同的约束。本案原告依据该合同的约定为被告所在小区履行相关的保安、保洁及设备维护等物业管理义务,被告也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缴纳物业管理费的义务。故被告未按时缴纳物业管理费的行为已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并缴清拖欠的物业管理费。对被告在庭审中提出“原、被告之间无合同,被告不受《委托合同》的约束”的异议,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

被告在庭审中也认可原告在小区内提供了保安、保洁等物业管理服务,但以“被告并未享受原告提供的相关服务,反而因为原告服务瑕疵造成被告的财产损失,应在物业管理费中抵扣”为由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未享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其异议依法不予采纳。对被告要求抵扣物业管理费的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因原告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财产受损的事实,以及财产受损与原告服务瑕疵之间的关联性,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对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费用:1.物业管理费,《委托合同》的委托期限为2011125日至20131230日,但《委托合同》到期后,原告并未撤离该小区并继续提供物业服务,被告并未反对并接受了原告的服务,故原告与被告在《委托合同》到期后,已形成了事实上的物业合同关系,直到201561日原告撤离该小区,经核算被告应缴物业管理费共计53569.59元,因被告在起诉前向原告缴纳10000元的物业管理费应予以扣除,扣除后即为43569.59元。2.滞纳金,本案滞纳金的合同约定为每日应交管理费的2%,其性质即为违约金,按照相关规定,违约金一般不高于实际损失的30%确定为13070.88元,以上两项共计56640.47元。

泸定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孟康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泸定县家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滞纳金共计56640.47

【案件评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管是大都市还是小城市,均是高楼林立。随着高楼的增多,也催生了新的服务行业即物业服务行业的诞生,但因为其诞生时间短暂,不管是服务质量还是大众对该行业的认知都不完善,在物业服务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本案就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该纠纷属合同类纠纷,按照合同的一般效力原则,只约束合同相对方,但物业服务又属于特殊合同,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以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的规定,确定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不但可约束合同当事人,对业主也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既然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束业主,那业主当然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要求物业公司全面履行自己的服务义务。具体到本案,被告作为业主认为原告不到位,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并且造成了自己的经济损失,但其并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故法院未予支持。但反之,如果被告可以举证证实其财产损失情况,及财产损失与原告服务存在瑕疵具有关联性,是可以要求原告减少物业管理费并将损失在拖欠的管理费中予以抵扣的,这也是符合《合同法》“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规定的,但被告也绝不能以未享受原告服务作为拒交管理费的抗辩事由的,这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也做了具体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原告在庭审中也提到其在履行服务合同义务时,部分业主故意阻挠并造成了财产损失,但也无证据佐证。可见在本案中原、被告均缺乏证据意识(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对证据作用和价值的一种觉醒和知晓的心理状态,并在面对纠纷时重视证据并自觉运用证据的意识),不重视证据的取得及保存,一旦产生矛盾纠纷,权利就面临风险。这也是大部分民事案件当事人所缺乏的。

(案例撰写人:刘东芳  泸定县人民法院

 

 

 

 

 

左兴平被控强奸罪案

 

【裁判要旨】

强奸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伴癫痫、没有性防卫能力的妇女,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无论被害人是否同意或反抗,其行为均构成强奸罪,且属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之“情节恶劣”情形,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量刑。

【基本案情】

2015621,被告人左兴平到丹巴县水子乡科里村寻找维修缝纫机的生意,村民其某某家需要维修缝纫机,遂将被告人左兴平带至家中,被告人左兴平在维修缝纫机时发现被害人拥某某(其某某的女儿)智力有问题,又是哑巴。左兴平将缝纫机修好后便离开其某某家,在另寻生意未果后,左兴平原路返回,途经其某某家时,看见被害人拥某某站在家门口笑,遂想与之发生性关系。左兴平将被害人带至拥某某家院坝内,从背后抱住被害人,并用手摸被害人胸部等部位,对被害人实施奸淫,由于被害人处于生理期等原因,被告人将精子射在被害人的阴道附近。

经鉴定,被害人拥某某的内裤、卫生巾及现场提取的卫生纸团上,均检出被告人左兴平的精斑;被害人拥某某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伴癫痫,其在遭受性侵犯时无性防卫能力。

【裁判结果】

丹巴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左兴平明知被害人拥某某无语言表达能力,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伴癫痫,没有性防卫能力,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且属情节恶劣,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指控罪名成立,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人左兴平在实施强奸行为时由于被害人处于生理期等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结合本案的事实、情节,依法予以减轻处罚。为了保护妇女的权利不受侵犯,惩罚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左兴平有期徒刑七年七个月。

【案件评析】

本案系强奸严重痴呆症患者的典型案例。案中被害人经鉴定:“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伴癫痫,其在遭受性侵犯时无性防卫能力”,承办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咨询四川大学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专家,“重度精神发育迟滞伴癫痫”俗称“白痴”,是精神疾病的一种,在医学上,“痴呆”按照智能障碍的程度,分为“白痴”、“痴愚”、“愚鲁”三类,白痴为重度智能缺损,痴愚为中度智能缺损,愚鲁为轻度智能缺损。根据法律规定,对明知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或者严重痴呆的人而与之性交的行为人,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和被害妇女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同时,强奸精神病患者、严重的痴呆症患者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之“情节恶劣”情形,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内量刑。

痴呆症患者、精神疾病患者由于其身体及精神上的智能缺陷,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社会和个人对痴呆症患者、精神疾病患者给予的应是更多的关爱和保护,而不是伤害和侵犯,任何对精神病人、痴呆症病人的犯罪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案例撰写人:郑猛  丹巴县人民法院)

 

 

 

 

 

 

 

 

 

 

 

 

 

送:省法院研究室、州委政研室、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州政府政研室、州政协研究室、州委政法委研究室

发:各县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内网发送)               

本期责任编辑:侯亮、徐珑溧                      编审:倪虎

 

 

(作者:佚名 编辑:y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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